古田會議精神具有與時俱進歷久彌新的品格

■邵維正

人世間確有不少事受著時空的限制，時間是有效的淡忘劑，空間則把往事擠出局。然而也會有特例，90年前的古田會議決議經幾代人薪火相傳，跨越了時間和空間，與時俱進，歷久彌新，彰顯出導向性、持續(xù)性和創(chuàng)新性，成為人民軍隊成長發(fā)展的紅色基因。歷史給人以智慧，是最好的教科書。把古田會議決議擺到我軍90多年歷程中加以考察和論證，可以更清晰地認識與把握其真諦和價值。

一、古田會議決議是創(chuàng)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奠基石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軍事斗爭面臨最急迫的問題：一是要不要開展武裝斗爭，八一南昌起義和八七會議已經作出回答；二是要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這是古田會議擔當的歷史責任；三是采取什么戰(zhàn)略戰(zhàn)術，這要留待通過反“圍剿”戰(zhàn)爭的實踐才能解決。扭轉時局推進革命戰(zhàn)爭的關鍵在于如何建設一支黨絕對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是一項開創(chuàng)性的事業(yè)，從上到下都沒有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與造就。

古田會議正是創(chuàng)建新型人民軍隊決定性的標志，它的召開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黨開始把工作重心從城市逐步轉移到農村，在封閉而又偏遠的農村展開建黨建軍活動，必然使黨員和軍隊的成分發(fā)生變化。黨的五大時，黨員的工人成分占53.8%，農民成分占18.7%，而到黨的六大時，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則占到84.3%。古田會議前的統(tǒng)計，紅四軍共有6000人，其中黨員1600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占81.2%。在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反映到黨內來就不足為奇了。加之紅四軍中有部分官兵是從舊式軍隊起義或投誠的，留存著比較濃厚的舊軍人理念、習慣和作風，也在紅軍隊伍里常有流露與表現。

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十分敏感地察覺到紅四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意識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然而紅四軍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并不統(tǒng)一，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1929年5月，中央派剛從蘇聯(lián)回國的劉安恭到紅四軍工作，前委委任他為政治部主任、臨時軍委書記等職。劉安恭的到來使原已存在的分歧火上澆油，他在黨員大會作報告時，脫離中國實際，照搬外國的所謂經驗，攻擊前委是“家長制”，要限制前委的領導權，并在官兵中進行非組織活動，造成很大混亂，使紅四軍內的爭論更加激烈進而公開化。毛澤東在6月14日的一封信中把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概括為14個問題，表示極大的不滿，并提出離開前委的想法。

6月22日，紅四軍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不同意見的爭論達到了頂點，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堅持黨的集權制領導原則、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等正確意見，在幾個主要問題上未能統(tǒng)一思想。七大在改選前委時，原來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領導崗位，到閩西養(yǎng)病并指導地方工作。9月召開的紅四軍八大仍然爭論不休，沒有取得積極效果。在此前后，紅四軍對敵作戰(zhàn)中也出現一些失利。這時紅四軍的建設和生存環(huán)境處于迷茫而又危險的狀態(tài)。

根據中央的通知，前委派陳毅去上海出席全國軍事工作聯(lián)席會議，并匯報紅四軍的真實情況。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發(fā)展歷史以及黨內矛盾的詳細報告，并決定成立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委員會，重新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之所以說“重新起草”，是因為前面還曾有過一個“二月來信”，當時遠在上海的黨中央，不了解紅四軍的實際情況，對紅軍力量作出悲觀的估計，要求紅四軍分小分散，朱、毛離開部隊，以免惹敵人注意。中央在“九月來信”中改變了“二月來信”的看法，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績和經驗，尤其是自井岡山斗爭以來確立的建黨建軍原則，解決了紅四軍黨內爭論的主要問題，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來信對紅四軍工作任務作了明確的指示，強調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是正確的，并對紅四軍七大以及前委工作的缺點提出批評，要求加強紅四軍內部團結，維護朱、毛的威信，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

10月22日，陳毅攜中央“九月來信”由上海輾轉回到紅四軍，立即向前委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派專人將中央來信以及陳毅親筆信送往上杭蘇家坡給毛澤東，請他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11月中旬，紅四軍從廣東的東江地區(qū)撤回閩西上杭，朱德、陳毅又致信毛澤東，請他立即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并派部隊前去迎接。毛澤東回到離開五個月的紅四軍，與朱德、陳毅會合，重新?lián)吻拔瘯洝Ｋ麄冋\懇交談，各自作了自我批評，對紅四軍的行動和建設取得了一致意見。

12月初，閩、粵、贛三省敵軍發(fā)動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二次“會剿”，紅四軍主力撤離長汀開往連城新泉，并抽出10天時間展開新泉整頓。毛澤東不主張倉促召開九大，強調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此前后召開了多次各種類型的調查會，討論紅四軍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及其表現，逐步統(tǒng)一思想認識。12月中旬，福建、廣東、江西三省“會剿”的敵軍準備分七路包圍新泉，為了集中精力開好九大，紅四軍留下部分兵力與敵周旋，主力撤到上杭古田村，繼續(xù)加緊九大的準備。前委召集各級黨代表聯(lián)席會議，毛澤東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四軍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鼓勵大家充分發(fā)表意見，找根源、論危害、提出糾正方法。他還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結合紅四軍實際情況，親自起草了長達近三萬字的八個決議案，完成了九大的準備工作。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20多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會議討論了中央指示精神，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其核心部分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古田會議決議的中心內容，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建設黨和新型人民軍隊，在農村環(huán)境里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和軍隊的先進性。古田會議決議明確規(guī)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肯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強調實施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確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論述紅軍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方法，明文廢止肉刑和優(yōu)待傷病兵等問題。九大選舉了11人為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回答了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在我軍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正如《毛澤東選集》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的題解中所指出：“這個決議使紅軍肅清舊式軍隊的影響，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后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廣大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現在的面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繼承了這個決議的路線?！惫盘飼h決議是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為整個紅軍的建設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并以其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與實踐，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

二、古田會議決議是人民軍隊發(fā)展的動力源

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過一個重要論斷：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過程的集合體，存在于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發(fā)展過程之中。這就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是過程的轉換，呈現出階段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我軍貫徹古田會議精神也同樣，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持續(xù)踐行著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建黨建軍基本原則和制度，從幼稚到成熟，由低級到高級，在前進的道路上豎起一個又一個標志著發(fā)展階段的里程碑。

古田會議之后第5年，中央紅軍被迫撤離革命根據地開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連續(xù)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城，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休整的機會。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從軍事上和組織上清算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繼續(xù)北上，6月在懋功地區(qū)與西進的紅四方面軍會師。當時全軍上下十分振奮，遵義會議誕生了新的中央領導，兩大主力會師又增強了紅軍的力量，慶祝會師大會氣氛非常熱烈，廣大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更強了。但是好景不長，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野心膨脹，又一次使紅軍陷入了危險境地。原來，會師以后兩軍的實力懸殊很大，中央紅軍經過8個月艱苦奮戰(zhàn)，邊走邊打，減員很大，兵力從8.6萬人下降到不足3萬人；而紅四方面軍從川陜蘇區(qū)西征，尚未遭受多大損失，會師時仍有8萬人。張國燾自恃兵多槍好，要求改組紅軍總部，公然向中央爭個人兵權。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兩支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委任他為紅軍總政委。后來他又在北上還是南下的戰(zhàn)略方針問題上對抗中央，拒絕中央北上的正確決策，堅持南下的錯誤路線，甚至威脅中央的安全。中央不得已單獨北上后，張國燾另立中央，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道路。

張國燾的所作所為，恰恰重現了古田會議前紅四軍存在的14個錯誤傾向的首要問題：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之爭。中央和紅軍指戰(zhàn)員堅定貫徹與維護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根本原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毫不妥協(xié)地反對張國燾抓個人兵權的軍閥主義和分裂行為，并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他用全力在紅軍中制造個人的系統(tǒng)，把軍權看作高于黨權，妄圖以軍隊力量改組中央。由于中央的堅決斗爭，廣大指戰(zhàn)員的抵制，加上共產國際表明態(tài)度，逼使張國燾北上，其篡奪紅軍領導權、分裂黨的圖謀終被粉碎。后來，毛澤東曾尖銳指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爭人民的兵權?！辈娬{“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這一場斗爭是堅持古田會議指明的建軍原則的勝利，顯示了古田會議決議的重大指導意義。

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標志，日本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鑒于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共赴國難，實行聯(lián)蔣抗日的方針，推動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根據國共兩黨的談判協(xié)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如何在納入國民革命軍編制的特殊狀態(tài)下堅持古田會議決議確定的建軍原則，對人民軍隊又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經過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紅軍改編得以順利進行，并隨即開赴抗日前線。黨中央和毛澤東反復提醒全黨全軍在國共合作時期，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軍隊的指揮權必須由黨掌握。紅軍改編前，國民黨方面曾提出八路軍、新四軍的各級副職由他們派軍官擔任，經我黨堅決抵制，沒有國民黨的一兵一卒進入我軍內部。因國民革命軍編制未設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改編初期八路軍、新四軍曾把政委改為本級副職，并撤消原來的政治機關。部隊在運行中發(fā)現兩長制變成了一長制，政治工作的地位明顯下降，這不符合古田會議決議精神，兩個月后即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使紅軍的領導原則和制度優(yōu)勢重新確立起來。有些指戰(zhàn)員把改編后的紅軍形象地稱作“白皮紅心”，雖然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戴著“青天白日”的帽徽，但我們的內心永遠向著共產黨，堅決聽黨指揮。由此可見，只有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堅持獨立性，才能保持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先進性。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后，總體狀況是好的，基本上保持了我軍的制度和傳統(tǒng)。但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現象，打罵體罰戰(zhàn)士的軍閥習氣重新抬頭，有些干部對國民黨授予的軍銜沾沾自喜，甚至還出現右傾交槍的嚴重事件。針對紅軍改編后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親自寫信給軍委總政治部，要求把古田會議決議多印幾千份，發(fā)至部隊連長以上干部，每人一份，當作教材熟讀貫徹。延安整風時，規(guī)定把古田會議決議列為學習的重要文件，要求全黨全軍干部必須領會其精神實質，切實加強黨和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保持和發(fā)揚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優(yōu)良傳統(tǒng)作風，使古田會議決議在民族戰(zhàn)爭中發(fā)揚光大。

解放戰(zhàn)爭后期，經過戰(zhàn)略決戰(zhàn)，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為了促進革命在全國勝利并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好準備，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這次中央全會上所作的重要報告中賦予我軍“兩副重擔”：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zhàn)斗隊，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強調“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zhàn)軍全部化為工作隊。這樣，干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qū)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zhàn)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這與古田會議決議“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的論斷是一脈相承的，是古田會議決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和發(fā)展。

這時，黨的工作重心又由農村轉移到城市，黨和軍隊所處的環(huán)境已經不是偏僻的農村，而是繁華的城市；所受的思想影響主要也不是農民小生產者，而是資產階級。黨中央和毛澤東已經預見到：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來捧場，有些共產黨人“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為此嚴肅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建軍初期與建國初期的不良傾向雖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其實質都是非無產階級思想，如不及時糾正，對執(zhí)行黨的正確路線也會有極大妨礙?！皟蓚€務必”打了預防針，提高了黨和軍隊的免疫力。人民軍隊的長期實踐表明，首先并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黨建軍，這是古田會議決議的核心和亮點，也是古田會議精神昭示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規(guī)律，無論什么時候、什么環(huán)境都要堅定這個方向，并努力踐行。

三、古田會議決議是實現強軍目標的定向儀

時光流轉到新的歷史起點上，國防和軍隊建設進入新時代。盡管國內外形勢、軍隊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承擔的使命任務以及官兵成分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沒有變也決不能變，古田會議決議指引的方向必須永遠遵循。立足于對形勢的準確把握與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習主席提出了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yōu)良的人民軍隊這一強軍目標，體現了新時代下對軍隊建設的總要求、建軍治軍的總方略，其豐富內涵里閃爍著古田會議決議的絢麗光芒，是新時代對古田會議精神的繼承、延伸和發(fā)展。

聽黨指揮，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古田會議決議的核心內容是正確處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形成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正因為這是我軍建設的原則問題，習主席在強軍目標中把聽黨指揮列上首要位置，鑄牢聽黨指揮這個強軍之魂，作為強基固本的根本舉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官兵的更替，我軍政治方向面臨的挑戰(zhàn)主要已經不是來自內部，更要警惕的是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圖謀，他們首先從軍隊入手，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想抽掉人民軍隊的主心骨，改變我軍的性質。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歷來是我們同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一個焦點。當代革命軍人必須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成為古田會議決議的忠實執(zhí)行者和捍衛(wèi)者。

能打勝仗，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對軍隊職能的必然要求。我軍作為執(zhí)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打仗是基本職能和主要方式，是三大任務的首要一項。軍隊是為打仗而存在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建設好人民軍隊就是為著打勝仗，只有打勝了才有籌款、做群眾工作的條件。處于和平與發(fā)展為主題的時代，能戰(zhàn)方能止戰(zhàn)，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國家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軍隊則必須決戰(zhàn)決勝。我軍要千方百計提高打勝仗的能力，牢固樹立戰(zhàn)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堅持把提高戰(zhàn)斗力作為全軍各項建設和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要，推動軍事戰(zhàn)略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強化練兵打仗的思想，深化改革，科學練兵，提高軍事訓練實戰(zhàn)化水平，在履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實踐中磨礪打勝仗的本領，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戰(zhàn)之必勝，成為英勇善戰(zhàn)的紅軍傳人。

作風優(yōu)良，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糾正錯誤傾向的目標所在。作風是思想的外在表現，古田會議決議著力糾正紅四軍內各種錯誤思想和傾向，并提出切實的糾正方法，目的在于培育和樹立優(yōu)良作風，形成保證紅軍完成政治任務的無形力量。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容易滋長注重物質享受，忽視精神追求的劣習，弱化作風養(yǎng)成，甚至銷蝕戰(zhàn)斗意志，對軍隊來說，這是一個現實危險。時至今日，軍隊的作風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夯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這個強軍之基，已經是當前難以回避的迫切任務。應該看到，軍隊不是生活在社會之外，各種病菌已經侵入到部隊的肌體，面對不良風氣，如果不采取果斷的舉措，任其發(fā)展下去，就會自毀長城。要下定刮骨療傷、抓鐵留痕的決心，堅決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優(yōu)良作風保證強軍目標的實現，使古田會議決議培育起來的人民軍隊優(yōu)良作風代代相傳。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yōu)良的強軍目標，深刻反映出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內核，是古田會議決議在新時代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作為當代革命軍人就要準確把握、堅決落實習主席提出的強軍目標，運用于統(tǒng)領軍隊建設、深化改革和軍事斗爭準備，努力把人民軍隊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這就是對古田會議決議最好的繼承、最實際的踐行，使人民軍隊的建軍綱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揚光大，歷久彌新。

四、古田會議決議與時俱進的幾點啟示

古田會議決議誕生至今已經整整90年了，歷經幾代人而不衰，成為人民軍隊的傳家寶，世代傳承，彌足珍貴，并隨著時代發(fā)展而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千錘百煉愈益成熟。這一現象很值得深思，其規(guī)律性何在？對人們有哪些啟示？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討，也可以有不同的概括，筆者感到從已經做的或將要做的來看，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認識上高度自覺，把古田會議決議貫穿于人民軍隊建設全過程。貫徹執(zhí)行古田會議決議貴在自覺，如果只是被動應付或者只在某一階段實行，就難以做到與時俱進，歷久彌新，而高度自覺來源于對古田會議決議的深刻領悟。我軍創(chuàng)建時期面對著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實際，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型人民軍隊，這在國際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嶄新課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立足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和軍情，作出了艱辛的探索。古田會議決議提出思想上建黨、政治上建軍的根本原則以及相應的一系列舉措和制度，回答了在農村環(huán)境中保持黨和軍隊無產階級先進性的重大問題，顯示出我黨我軍建設的特點和規(guī)律，有很強的真理性和感召力，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和獨創(chuàng)性理論。作為人民軍隊的一員，不論是高級指揮員還是普通戰(zhàn)士，都要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f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自覺地貫徹和維護古田會議決議，沒有例外的單位，沒有特殊的時期，把古田會議決議貫穿于建黨建軍的全過程，代代相傳，發(fā)揚光大。

二是落實上高度自覺，對古田會議決議要常抓不懈力求落實見成效。古田會議決議不是坐而論道的抽象理論，而是從建軍的實踐中總結出來又用于指導人民軍隊建設的行動指南。這個光輝文獻求國情軍情之真，務建黨建軍之實，對每個重大問題都列出表現、分析來源、提出糾正方法，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學習和貫徹決議決不能搞形式、走過場，要認認真真領會，扎扎實實執(zhí)行，一點一滴做起，常抓不懈，努力踐行，注重落實，逐步積累，在人民軍隊建設的實踐中培植和養(yǎng)成古田會議決議開創(chuàng)的新型革命軍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建軍強軍道路，使我軍的政治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見到實效。

三是發(fā)展上高度自覺，隨著形勢的發(fā)展不斷賦予古田會議決議新內涵。時代在發(fā)展，社會在變革，軍隊在前進，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強調貫徹執(zhí)行古田會議決議主要是指堅定建軍方向，而不是照搬照抄具體做法，事實上當年紅四軍的一些錯誤傾向，如今已不復存在，糾正方法自然也不適時宜。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古田會議決議指引的方向，立足于時代特征，著眼于新的實踐，敢于擔當，勇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才能發(fā)展，發(fā)展才有活力。要善于針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深入分析主客觀原因，以改革精神，創(chuàng)新思維，因時制宜，因勢利導，把握發(fā)展規(guī)律，提高應變能力，擬訂切實有效的應對舉措和改進辦法，努力解決好前進中的問題，不斷賦予古田會議決議新的內涵，增強時代感和適應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我軍的全面建設。

以史為鑒，溫故知新。古田會議決議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是人民軍隊的傳家寶，經過幾代人的實踐，90年的檢驗，跨越時空，常學常新，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為我軍寶貴的精神財富。當代革命軍人的歷史責任在于沿著古田會議決議指引的正確道路，勵精圖治，銳意進取，在踐行強軍夢的拼搏中使古田會議決議永放光芒。

（《中國軍隊政治工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