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四軍“七大”，是紅軍建軍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也是歷來的黨史軍史研究者很關注的一次會議。我作為當事人，談談這次會議的主要情況和看法。

一、中國共產黨紅四軍“七大”是在什么情況下召開的？

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主力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沿途行軍打仗，形勢嚴峻，軍情緊急，“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于是，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停止了活動。紅四軍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領導下，在半年中，由于形勢的發(fā)展，工作多了，到了5月，前委頗覺“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部（即軍委）”，也就是說，四軍軍委這一級黨的組織，在停止活動四個月之后，又恢復了。前委還決定軍委書記一職，由新到紅四軍的劉安恭擔任。同時，還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職務。

紅四軍軍委是1928年4月成立的，當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時又改組了軍委。前委書記和軍委書記都是中央指定的，軍委隸屬于前委，軍委委員的名單由前委決定，經紅四軍“六大”選舉，朱德任軍委書記。而這時前委之所以決定軍委恢復辦公，也是想讓軍委做些事情。1929年6月1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寫信談到：“黨內現發(fā)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恢復軍委，正是改進這些毛病的一項組織措施，即使對劉安恭還不太了解，因為是中央派來的，又是前委確定他為書記，大家也就沒有異議。這時候，都想擴大革命局面，多干工作，爭取革命力量大發(fā)展。

問題就出在新組織的軍委。劉安恭在軍委會議討論工作時，對上級機關——前委作了條決議，“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么能決定上級的權力范圍呢？從而議論紛紛。從6月初的閩西湖雷會議起，大會小會進行討論，有時甚至爭論起來。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guī)定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黨中央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說，“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fā)，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

爭論的中心和焦點就在于四軍軍委是否設立。

有人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tǒng)應有軍委”。這些人認為軍委是四軍的一級黨組織，從支部、營委、團委直到軍委，缺一不可。并說前委之下設軍委是中央的決定。

而反對設立軍委的人認為有前委直接指導就可以了，因為四軍“現在只有四千多人，又處在游擊戰(zhàn)爭環(huán)境，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的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應再設軍委。他們說：做事要從實際出發(fā)，“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處呢？”

主張設軍委的人說：“黨管得太多了，權太集中于前委了”，說前委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還有人說，前委的領導是“家長制”、“書記專政”。所以，他們要求成立軍委，以改進這些缺點。

而反對設軍委的人則認為，設立軍委“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手里”，“為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提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前委以至支部”。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成立軍委，結果只能是“前委軍委成（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tài)”。所以，不能同意成立軍委。

這是爭論的中心和焦點。毛澤東曾說過，“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明顯的莫過于軍委問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經過爭論，大家的認識漸趨一致，在一次會議上以36票對5票作出決議，取消了臨時軍委。然而，由此引發(fā)出的議論又多起來了。對四軍成立以來的軍事行動，如出擊湘南，堅持井岡山斗爭和贛南游擊等；對四軍的各種制度，如軍需制度，宣傳兵制度，以及士兵委員會制度等；還有的就四軍的政策（如經濟政策、對地方武裝的政策）等進行分析和討論；而更多的則是對前委的領導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諸如：“過去黨有沒有家長制度的傾向”；“過去黨有沒有代替群眾組織的錯誤”；“過去是不是上級黨部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爭論最大的是“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毛澤東把爭論的內容歸納為三方面：關于“黨管一切”，關于“一切歸支部”，關于“黨員個人的自由”。由于主要領導人也參與爭論，就加強了爭論的氣氛，影響很大。

毛澤東認為，由于前委和軍委的根本分歧使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fā)生動搖”。第一，有人反對黨管一切，說“黨管太多了，權太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對一切歸支部，說“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機關”；第三，有人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有人“主張黨所過問的范圍是要限制的”，甚至說“一支槍也要黨過問？”毛澤東認為，由于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fā)生問題，所以現在的工作沒法開展，“完全做不起來”。所以，他提出了辭職，他說他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更換書記，讓他離開前委。

朱德對毛澤東的三條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認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并說這種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所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第二，對于“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他是“極端擁護的”，但是他認為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他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zhí)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制，他認為只有“贊成執(zhí)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yǎng)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斗有所依歸”。同時，他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fā)表意見，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zhí)行。

幾天后，毛澤東對這場爭論的看法有了發(fā)展，他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是四軍歷史問題的總線索”。他還指出：“這次議論的問題雖則分成了三個（黨的勢力所及的范圍，支部的工作，個人無自由），但精神是一貫的，就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泵珴蓶|認為自有四軍以來，黨內共存在14個方面的問題：

（1）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

（2）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

（3）小團體與反小團體主義；

（4）流寇思想（與反對）流寇思想；

（5）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

（6）地方武裝問題；

（7）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

（8）對時局的估量；

（9）湘南之失??；

（10）科學化、規(guī)范化問題；

（11）四軍軍事技術問題；

（12）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

（13）分權主義與集權；

（14）其他腐敗思想。

在這14個問題中，毛澤東認為主要是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斗爭，具體地說，有人“與黨爭權”，他在給林彪的信中雖然沒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勢。

此論一出，四軍黨內爭論更加激烈。有些高級領導人不實事求是，主觀猜測，偏于一面而輕率發(fā)言。劉安恭與林彪就是這樣的。劉安恭“把四軍黨分成派”。在爭論發(fā)生之后，劉安恭“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林彪則在前委會議之前3小時，給毛澤東寫信，內容是黨的問題而且是極嚴重的問題，用的辭句是“封建關系”、“無形結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為”、“陰謀”等超出當時四軍黨內領導集團政治生活常態(tài)的危言。毛澤東公布了林的信，林在會議上說此信專指軍委問題，還說朱德用手段拉攏部下，想成立軍委以脫離前委的領導。

在這種情況下，各縱隊、支隊黨委討論得更熱鬧了，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四軍駐新泉的七八天，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干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么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當時，領導上號召大家發(fā)表意見，放手爭論。但得不出結果，大家覺得該由上邊領導人來管了，多數干部希望停止爭論。

當時擺在紅四軍面前有兩個大問題。第一，戰(zhàn)爭形勢開始發(fā)生變化，蔣桂戰(zhàn)爭已結束，蔣馮已妥協(xié)，我們意識到敵人要來進攻。不久就證實了。1929年6月16日，蔣介石調動閩粵贛三省敵人向紅軍發(fā)動了“會剿”。雖然我們當時還不清楚敵人的具體計劃，但從各方面來的情報看，形勢比較嚴峻，敵人有13個團又2個營約2萬余兵力，在紅四軍附近。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對付敵人的“會剿”。第二，要分兵發(fā)動群眾。閩西是新建蘇區(qū)，原有的幾點游擊區(qū)，尚未連成一片，必須由主力紅軍分兵發(fā)動群眾，才能成為大塊蘇區(qū)。這也是應付敵人“會剿”的戰(zhàn)略措施之一。

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著這樣的目的召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