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聯(lián)系群眾：任弼時與《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

——中央檔案館館藏珍貴歷史檔案背后的黨史故事之四

１９４３年６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２２周年，任弼時撰寫了《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今日讀來依然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文中這樣寫道：“為什么說向群眾學習，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呢？因為黨的一切政策和決定之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并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只有這樣做到，才是正確的。而要這樣做到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于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于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并找出其教訓與規(guī)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只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p>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提出的共產黨員要增強群眾觀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fā)，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fā)，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fā)的觀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善于向群眾學習，是任弼時對革命經歷的深刻總結，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

１９１６年，任弼時１２歲時就在他的作文《愛群說》中寫道，“人必有愛國之心，愛國必先合群，合群必先愛群”“吾國之弱者亦由無愛群心，每受外人之壓制”“若能愛群，國安有不強哉？”

關于這一點，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志曾回憶：“在沒有讀到父親兒時作文之前，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經深深感到他是個很講團結的人，在處理兒時我們兄弟姐妹的關系中，特別是他在分配給弟弟、妹妹學習用品之類的東西時，總是不辭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為讓年僅８歲的弟弟遠遠將自己的舊自行車讓給小姐姐遠芳騎，他在莫斯科養(yǎng)病期間，不遠萬里付信叮嚀。這些，我原以為只是父親對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親兒時的作文，我才知道，‘合群’觀念自少年時代即深植父親的思想。”

１９２２年，任弼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就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yè)。在黨內出現(xiàn)左傾或右傾時，任弼時始終堅持用“向群眾學習”的態(tài)度擺正自己。

陳獨秀作為任弼時的思想啟蒙者，深受任弼時敬重。然而，隨著１９２７年國共合作破裂，任弼時在看到陳獨秀的種種錯誤事實后，堅決與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在“八七會議”上，任弼時發(fā)言指出：“黨怕群眾，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作用?！?/p>

其后，隨著革命運動不斷興起又屢遭失敗，各地黨組織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壞，大批黨的優(yōu)秀干部被捕和犧牲。有過親身考察湘東暴動實踐的任弼時經過冷靜觀察思考與分析，在１９２８年１月完成了《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他分析各地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廣大群眾參加，群眾本身既無有效組織，更無暴動奪權意識。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緊迫的工作是“組織群眾，引導他們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爭中去培養(yǎng)群眾暴動奪取政權的意識，鞏固階級組織”，“使他們自己感覺不可磨滅的偉大的階級力量?！?/p>

抗戰(zhàn)初期，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時，經常強調軍隊建設中要注重發(fā)動群眾。對于這一點，從兩個美國人眼中可以得到印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應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埃文斯·卡爾遜的要求，任弼時向客人介紹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情況時說：“軍隊好比是魚，人民好比是魚游泳中的水?！蓖ㄟ^教育人民群眾也要懂得為什么與日本打仗，怎樣才能打敗日本，如何在內部和睦相處，懂得如何盡義務和利用權利；對日軍的工作是揭穿日本統(tǒng)治者的謊言，讓日軍戰(zhàn)士獨立思考……卡爾遜聽后寫道：這些話“包含著真理、理想和智慧”。

在向美國記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介紹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和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時，任弼時說：我們的軍隊十分重視發(fā)動群眾，“只有人民參加抗日，我們才能勝利”。把人民組織起來，“既是勝利的保證，又是戰(zhàn)爭結束后民主的保證”。要發(fā)動群眾，首先是把日寇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講給群眾聽，同時改善群眾的生活。八路軍通過當?shù)卣畞頊p租、減稅、減息，又要不讓這些要求提得過高，致使有錢人破產，以有利于全體人民團結一致抗日。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在西北野戰(zhàn)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土改問題時，任弼時發(fā)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其中指出，“我們對工商業(yè)，應采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破壞工商業(yè)，“是一種自殺政策”。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yè)歸國家或人民所有。要向工人、農民和士兵解釋清楚，使他們懂得為何要有工商業(yè)，教育一切勞動人民懂得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要服從整個的長遠的利益。否則“形式上看來是走群眾路線，實質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問題，任弼時說：“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干的事業(yè)，是一種腦力勞動。對于這些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采取保護他們的政策”“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那對人民的事業(yè)是有害的”……

毛澤東對這篇講演十分重視，親自修改補充定稿，將其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指示“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開發(fā)表，并印小冊子”。

任弼時對事業(yè)和工作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由于過度勞累，任弼時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北京逝世，終年４６歲。

任弼時為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樹立了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光輝典范。事實說明，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與密切聯(lián)系群眾分不開。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堅持群眾路線的歷史。今天，我們依然倡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大力弘揚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不斷開創(chuàng)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