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夏，又名緒光、肖國，號竹雅，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７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縣長壽街南塘屋場一戶小康之家。他６歲即隨父讀書，后到長壽街經(jīng)館就學。父親科舉屢試不第，返回鄉(xiāng)里時溺水而死，對他刺激很大，決心自己不再參加科舉考試。
方維夏１４歲輟學在家，一面自學，一面務農(nóng)。他向往陶淵明的田園生活，一心想做不隨俗流、不入污泥的“雅士”，因屋場周圍有翠竹環(huán)繞，遂自號“竹雅”。族中一些長輩因他不應“歲考”，斥他為“不承父志”，他也毫不介意。只是母親苦勸要他隨當刑名師爺?shù)奶貌饺孰A到縣衙補個“學習文案”的差使時，他才勉強從命。
方維夏在縣衙門學習文案期間，持自廉正，一塵不染，曾贏得“方圣人”的稱譽。有一年，縣城景福堂的老板劉團福奸污佃戶楊南山的兒媳致死，并將其兒子打成重傷。方仁階對這一案件不作處理，反而串通縣太爺索賄枉法。方維夏十分氣憤，把方仁階分給他的一份賄銀丟在桌上說：“我不能要這昧良心的黑錢！”卷起鋪蓋，就回家去了。
縣衙的黑暗，加上當時康、梁變法維新、救亡圖存思想的影響，使方維夏再也無法安心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他經(jīng)過反復考慮，決心獻身教育事業(yè)，以培育人才為己任，走“教育救國”的道路。１９０６年２月，在母親的支持下，他到長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師范學堂（１９１２年改名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簡易科，同年７月畢業(yè)。從此，開始了他對新的生活的追求。
１９０７年，方維夏在家鄉(xiāng)長壽街創(chuàng)辦了長壽高等小學堂，并兼任校長。
１９０８年，湖南優(yōu)級師范開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數(shù)學、地理四科，每科各取６０名。為了深造，方維夏于是年投考這所學校，９月入學，在博物科（選科）學習。當時，按照清政府學部的規(guī)定，在優(yōu)師選科畢業(yè)而成績最優(yōu)的學生，進京復試及格，可獎給舉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許多學生大都埋頭讀書，希圖入京復試，而方維夏卻關心國家安危和社會風云。這年長沙發(fā)生饑民搶米風潮后，他得知家鄉(xiāng)河對岸鮫魚潭所存的幾百擔備荒積谷，被堂伯方仁階把持，要運往江西高價出售時，便立即趕回家鄉(xiāng)，發(fā)動幾百饑民，在一天夜里挑著籮筐，擎著火把，把鮫魚潭的積谷全分了。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方維夏在優(yōu)師畢業(yè)，即受聘到岳郡四縣聯(lián)中任教。他在任教期間，曾撰寫《非親論》一文，否定“愚忠”、“愚孝”的倫理觀念，更反對有人以“盡忠”、“盡孝”為幌子來達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篇文章引得一些自稱“岳州名士”的封建遺老遺少捶胸頓足，把它視為對中國傳統(tǒng)禮教的叛逆。
１９１１年夏，方維夏應母校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之聘來到長沙，任博農(nóng)業(yè)教員，并到周南女校等校兼課。在一師工作的七年期間，他政治上堅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反對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后的賣國獨裁統(tǒng)治。特別是在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之后，他非常憤慨。他還聯(lián)絡徐特立、楊昌濟、王季范、袁仲謙等教師給一師一名反動分子寫信，揭露其甘當袁世凱鼓吹帝制走狗的丑惡面目和無恥行徑，聲言要與之斗爭到底，迫使其不敢在一師公開活動。
在教學上，方維夏注意教學聯(lián)系實際。教博物課時，他經(jīng)常帶領學生去岳麓山采集各種標本進行現(xiàn)場講授。任農(nóng)業(yè)課主任教員時，除編寫有《中等學校農(nóng)業(yè)教科書》外，他還常帶領學生開辟實習園地，從事種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實踐操作，既激發(fā)了學生對博物、農(nóng)業(yè)學科的學習積極性，又美化了學校的教學環(huán)境。在任學監(jiān)期間，他為學校編制各科各年級的教學內(nèi)容表，具體指導各科各年級的教學。他編的《兒童訓育法詢》，曾被教育界人士譽為“誠辦小學之良法善本”，并推廣使用。
在對學生的管理上，方維夏堅持民主管理方針，積極發(fā)揮學生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培養(yǎng)學生的自治能力。他曾將毛澤東看作是自己“最好的一個學生”。１９１５年上學期，毛澤東寫了一份反對校長張干的傳單，經(jīng)他和徐特立、楊昌濟、王季范等再三力爭，才使毛澤東免被開除學籍。１９１７年１０月，他以學監(jiān)主任身份代理學友會會長時，曾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確定學友會各部部長由高年級學生擔任，教員只從旁輔導。同時確定原由一師和附小兩部教員試辦的夜校，也交學友會來辦，以鍛煉學生的教學能力，并撥出４００銀元作為辦學經(jīng)費。他還和校長孔昭綬商定，在學校當局開行政會或教務會時，也吸收學友會代表參加，為湖南教育界首創(chuàng)學友會高度自治的良好風氣。
１９１８年暑假，一師校長孔昭綬因張敬堯部混成旅占據(jù)學校，使學生無法安心聽課，學校經(jīng)費亦無著落，憤而辭職。方維夏與孔校長私交甚篤，誓同進退，決定辭職赴日留學。
同年秋，方維夏東渡日本，考入東京農(nóng)業(yè)大學。１９２０年４月，他學成回國到達上海，立即投入湖南代表團在這里進行的驅(qū)逐皖系軍閥張敬堯的斗爭，并擔任聯(lián)絡工作。
驅(qū)張斗爭勝利后，方維夏應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闿的邀請，出任政務廳教育科（亦稱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長。與此同時，他又被省教育界人士推舉為省教育會會長。在他的主持下，湖南教育出現(xiàn)了新的生機，反映在“一為教育經(jīng)費獨立，一為私立學校增加，一為學校內(nèi)容革新”。有人說，湖南教育能有這些成果，與方維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方維夏還十分重視新文化在城鄉(xiāng)的傳播。１９２０年８月，當毛澤東等在長沙發(fā)起籌辦文化書社時，他竭力支持，成為書社總社３６名社員之一，曾兩次向書社投資。１１月３日，他和李六如等還辦了平江文化書社。這是文化書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個分社。與此同時，他和毛澤東、彭璜、姜濟寰、易培基、何叔衡等發(fā)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他十分強調(diào)對“俄國的國家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由于他積極參與倡導，俄羅斯研究會成為湖南“公開研究社會主義之團體”。此外，他還提出大力發(fā)展平民教育，積極支持各工廠開辦工人夜校等。
方維夏在湖南教育界的聲望是很高的。早在１９１８年，他就被補選為省議員。到１９２２年３月，雖然趙恒惕已取代譚延闿掌握全省軍政大權，排擠他這個受譚延闿器重的人，但他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數(shù)之一者當選為新的省議員。７月，他代表湖南省教育會赴濟南參加籌備全國教育經(jīng)費委員會會議。會議主要研究以充作教育經(jīng)費的庚子賠款使用問題。他在會上不贊成多數(shù)人主張以賠款作為充實國立大學圖書館、派遣留學生和設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館、美術館等的經(jīng)費的意見，認為重點應放在支持初、中兩級教育和義務教育、社會教育事業(yè)上。由于他的堅持，會議最終作出俟辦法籌定后，將詳細理由再電各省教育會征求同意的決定。
方維夏從濟南開會回到長沙后，積極支持湖南工人運動。他利用省議會的講臺，一面公開表示對長沙織造、泥木、縫紉、理發(fā)、筆業(yè)、鉛印活版等工人罷工斗爭的支持，一面揭穿趙恒惕倡導所謂“聯(lián)省自治”的騙局。他用趙恒惕勾結北洋軍閥吳佩孚、販賣鴉片等罪惡事實，指出所謂“聯(lián)省自治”，不過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據(jù)、禍國殃民之實，使省議會中的“擁趙”議員目瞪口呆，狼狽不堪。趙恒惕曾幾次派人想收買他，威脅他，他始終不屈，毫不動搖，并對人說：“趙恒惕想收買我，這是找錯了對象?！?/p>
１９２３年譚（延闿）、趙（恒惕）戰(zhàn)爭結束后，趙恒惕對方維夏這個所謂譚派人物下達了拘捕的密令。這時，他在湖南中共黨組織的關懷和幫助下，秘密出走廣州，開始了他新的革命斗爭歷程。
１９２４年初，方維夏到達廣州，任湘軍第五軍秘書長，并在湘軍中的國民黨特別黨部籌備處負責。同年１１月，經(jīng)李六如介紹和中共廣東區(qū)委批準，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入黨后，方維夏在湘軍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工作。他除請孫中山向湘軍官兵作講演外，還印發(fā)了不少有關講述三民主義、國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冊子。他經(jīng)常下到各營、連和士兵促膝談心，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向廖仲凱寫信，吁請務必設法妥善解決湘軍的待遇問題。１９２５年１月，他被譚延闿任命為設在廣州的湘軍講武堂（后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他為講武堂擬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計劃，嚴格組織實施，并親自給學員講課。他還請毛澤東等人到講武堂作報告，組織學員參加廣州工農(nóng)兵的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湘軍的政治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
１９２５年７月初，國民政府正式在廣州成立。８月，譚延闿所部湘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下轄第四、五、六師和一個教導師。方維夏被任命為五師黨代表。
１９２６年７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第二軍第五師開始留守南雄，擔任廣東方面的警戒任務，隨后又奉命同二軍其他各師去江西作戰(zhàn)。方維夏隨師做政治工作。五師在參加攻克南昌的戰(zhàn)役后，１９２７年３月又參加攻打南京的戰(zhàn)役，經(jīng)過激烈戰(zhàn)斗，于３月２４日攻下南京。
當晚，方維夏目睹美、英帝國主義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向南京開炮，滿街房屋被炸、老百姓血肉橫飛的慘狀，十分憤慨；同時，他又對蔣介石密電說上海南京外國人多，要他們注意關系，感到困惑。局勢的變化，使他不得不認真考慮革命的去向問題。
恰恰在這時，上海黨中央派彭述之來到南京，向方維夏和蕭勁光（二軍六師黨代表）、李六如（二軍四師黨代表）、謝文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主要干部談了帝國主義想從內(nèi)部分化國共合作，估計蔣介石可能叛變，但沒有談軍隊和各地的黨組織應如何準備應變的問題。這仍然使方維夏感到抓不到要領，內(nèi)心十分苦悶。
不幾天，五師奉令隨二軍從南京渡江進駐浦口、明光、蚌埠一帶后，上海發(fā)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武漢方面來電，要二軍開赴武漢。在二軍代軍長魯滌平召開的師以上干部會上，方維夏和黨內(nèi)同志堅決主張與武漢國民政府聯(lián)合討蔣，得到了魯滌平等人的贊同。當部隊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黃梅一帶時，他又和李六如、蕭勁光在二軍中開展“討蔣運動”，提出“反對獨裁”、“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部隊開到武漢擔任武昌的衛(wèi)戍任務后，他又投入了武漢群眾的反蔣斗爭。
１９２７年“七一五”政變后，武漢處于白色恐怖之中。這時，周恩來通知方維夏在７月底以前趕去南昌參加起義。７月２８日，方維夏和徐特立、張國基等人從武漢乘船動身，于當天到達九江，然后換乘南潯路火車在德安下車，再乘汽車到達南昌。
方維夏到南昌后，在賀龍所率第二十軍第一師任黨代表，師長是賀錦齋。他們住在江西大旅社，門外掛著二十軍第一師司令部的牌子，實際上這里是起義軍的總指揮部。為了保證起義的順利進行，方維夏曾向賀龍建議，將二十軍內(nèi)不可靠的連長盡先撤換掉，并讓共產(chǎn)黨員擔任連指導員。賀龍采納了這一意見。
８月１日凌晨，當起義戰(zhàn)斗打響時，方維夏和賀錦齋帶領一師向南昌駐軍第五路軍總指揮部進攻。他們冒著炮火，指揮部隊爬上鼓樓，把敵人壓縮到院子里包圍起來，最后迫使敵人舉手投降。起義勝利后，他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
８月４日，方維夏隨第一師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這時，他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擻，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數(shù)百里，不以為苦。９月２０日前后，部隊進入潮汕地區(qū)，他還應當?shù)剞r(nóng)民的要求，指揮部隊消滅了揭陽西南炮臺市附近一股力量較大的地主武裝。
起義軍南下時，因賀錦齋代理賀龍指揮第二十軍，方維夏同副師長歐學海擔負著一師的指揮任務。不幸的是，部隊在潮汕被包圍，損失很大。當他和歐學海帶領一部分隊伍突出重圍后，又與總指揮部失去聯(lián)系，便按前敵委員會原來的命令，向陸豐方向轉(zhuǎn)移。
在這關鍵時刻，副師長歐學海卻以“起義失敗”為托辭，企圖瓦解軍心，帶隊叛變。方維夏立即挺身而出批駁歐學海的讕言，帶領隊伍中的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士兵向歐學海展開堅決的斗爭。歐學海執(zhí)迷不悟，臨陣逃跑后，他帶領部隊繼續(xù)前進，不料１０月１０日上午將到陸豐時，又陷入敵東路軍兩個師的包圍。經(jīng)過激戰(zhàn)，他帶領一部分人沖出重圍，來到廣州。接著，他又投入了１２月１１日爆發(fā)的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雖先后均告失敗，卻沒有動搖方維夏對革命事業(yè)的堅定信念，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斗志。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旬，方維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來到莫斯科，出席了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在這里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結束后，方維夏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當時同在這個班學習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共產(chǎn)黨人。在學習期間，方維夏就王明等人借機打擊與自己不同意見的同學一事向支部局提了意見，因而遭到了他們的圍攻，說他受了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的利用，還攻擊他早年與譚延闿關系密切，社會關系復雜，在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對他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并開除了他的黨籍。面對這不正常的黨內(nèi)生活，他自認為對黨問心無愧，決心據(jù)理力爭，把問題弄個明白。在徐特立、何叔衡等人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理直氣壯地向共產(chǎn)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提出上訴。經(jīng)過斗爭，他的問題終于得到解決，黨籍也恢復了。
１９３１年春，方維夏從蘇聯(lián)回到上海，被黨中央派往蘇區(qū)工作，擔任閩西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１１月，調(diào)往瑞金任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他根據(jù)毛澤東指示，帶領全廳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積極開展反封鎖斗爭，較好地保證了中央機關的供給和需要；同時提倡節(jié)約，并以身作則，粗衣糲食，艱苦樸素。有一次，他還把按規(guī)定分給他的一件棉衣送回倉庫，在干部戰(zhàn)士中產(chǎn)生了很好的影響，受到廣泛贊揚。
１９３３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這年夏，方維夏被派往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任教育部長。為了發(fā)展省蘇文化教育，他在全區(qū)大力開展群眾性的辦學和識字運動。在短時間內(nèi)，全區(qū)就辦起了７００余所列寧初級小學、８００所工農(nóng)夜校、３所女子職業(yè)學校、３０余所女子半日制學校，建立了３０多個業(yè)余劇團，創(chuàng)辦了《紅色湘贛》、《湘贛斗爭》等１３種小報和刊物。他還主持編印了一冊《識字課本》，內(nèi)容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讀來瑯瑯上口，既能識字，又是政治教材。如其中第十四課便是這樣寫道：
造福人，不享福，
雇農(nóng)自己沒有谷，
砌匠自己沒有屋，
裁縫自己穿著破衣服，
為什么這樣？
被人剝削的緣故。
方維夏在湘贛蘇區(qū)擔任教育部長時，還兼任司法部長。在工作中，他對“左”傾錯誤的懲辦政策不滿，在１１月召開的第三次省黨代會上，曾就此提了不同意見。他同時還寫過一篇關于蘇維埃選舉的文章，就建立強有力的蘇維埃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是，他這些中肯的意見卻被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士杰（后叛變）指責為有“托派思想”，開會斗爭他，撤了他的部長職務。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湘贛蘇區(qū)幾乎全部被敵人占領。在這異常艱苦的歲月里，方維夏率１００多人槍，執(zhí)行湘贛省委開辟新的游擊區(qū)的指示，到以東邊山、西邊山為中心的湘粵贛三省邊界地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
方維夏率這支小部隊到達桂東后，與在這里堅持斗爭的湘贛紅軍獨立第四團會合，在桂東、資興、酃縣、遂川、上猶一帶多次與敵交戰(zhàn)。由于敵眾我寡，戰(zhàn)斗失利，損失較大，曾退至桂東普樂東水休整。殘酷的環(huán)境，使意志薄弱者發(fā)生了動搖。１１月，紅四團團長和政委等相繼叛變、投降，給隊伍造成極大的混亂。
在這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方維夏挺身而出，獨撐危局，克服困難，重新收集紅四團約八九十人槍，轉(zhuǎn)戰(zhàn)于桂東東邊山的上下莊、青銅、泥塘一帶，繼續(xù)堅持游擊斗爭。不久，他率部與桂東游擊隊會合，連續(xù)在新坊、龍溪、青石、麟潭等地打了一些勝仗，又在桂東東邊山建立了根據(jù)地，隊伍不斷發(fā)展壯大起來，成為當?shù)貓猿钟螕魬?zhàn)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１９３５年４月，贛南軍區(qū)司令員蔡會文率領贛南游擊隊約３００人槍，由油山經(jīng)崇義、大余邊境來到東邊山，與方維夏收集、整頓的紅四團余部以及桂東游擊隊會師。不久，項英、陳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來到湘南，與蔡會文會合，正式組建了湘粵贛紅軍游擊支隊（又稱湘南紅軍游擊隊），同時成立中共湘贛特委，方維夏被任命為特委宣傳部長。
從此，方維夏全力從事根據(jù)地的建設和游擊隊的發(fā)展工作，迅速打開了湘南游擊戰(zhàn)爭的局面。游擊隊在艱苦的戰(zhàn)斗中，發(fā)展到１０００多人，形成了以桂東的東西兩邊山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東、汝城、資興、酃縣、郴縣，贛南的上猶、崇義、大余、遂川，粵北的始興、南雄等縣的邊界，縱橫數(shù)百里的游擊隊活動區(qū)域。
湘南游擊隊和根據(jù)地的不斷發(fā)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恐懼。湘粵贛三省敵人不斷增兵“進剿”，對根據(jù)地進行嚴密封鎖，叫嚷“不把共軍打死，也要燒山把他們燒死，燒不死就把他們餓死、困死”。
１９３５年夏季，游擊隊被迫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每一二十人編成一隊堅持斗爭。１０月初，方維夏在桂東上下莊一帶被敵人圍困，只帶了一個警衛(wèi)員和一個通訊員隱蔽在仙背山，給養(yǎng)一天比一天困難。這時，曾給他送過糧食的游擊隊員黃猷斌、郭先古、黃光古被捕叛變。他們按照沙田鄉(xiāng)鄉(xiāng)長郭英汾的指使，又以送糧為名，來到方維夏的住地，對他說：“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別的地方打廠（搭棚）才行。”方維夏信以為真，即要警衛(wèi)員與通迅員隨黃猷斌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廠”。當晚，他的警衛(wèi)員和通訊員即被殺害。第二天清晨，黃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這時，方維夏正在煮飯，毫無防備，被郭先古一槍打死。遇害時５５歲。
方維夏的頭顱被黃猷斌等人殘忍地砍了下來，拿到桂東縣縣長張文晶處領賞，領到賞金３００元。他的頭顱被掛在縣城下黃橋“示眾”。幾天后，又送往長沙，向何鍵領取賞金。
方維夏犧牲后，他的學生方暨南等于１９４８年在他的家鄉(xiāng)建立一座衣冠冢，并刻碑紀念。殺害他的兇手之一黃猷斌，在新中國成立后被人民政府處決，以慰烈士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