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考古學家的遺產

——紀念考古學家安志敏百年誕辰

■郭靜超

中國考古學界有一位著名人物——安志敏（１９２４年４月５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他引領了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快速發(fā)展。他將一生傾注于田野考古和調查，被外國同行評價為中國田野考古的領軍人物。他專注于做學問，出國訪問時，別人安排他逛街看景，他覺得那是“浪費時間”。

他一生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認為黃河流域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是“無可懷疑的歷史事實”。他也因為這樣的堅持，在２０世紀末參與了一場有關文明起源的激烈爭鳴。由于敢于批評和質問，他也被人稱為“直筒子”“大炮”。

２０２４年，安志敏百年誕辰，他所留下來的豐厚遺產，依然被后人珍視。

得遇名師：裴文中、梁思永、夏鼐……

安志敏出身于山東省煙臺市芝罘島上的一個望族。父親是企業(yè)家，家底豐厚。但安志敏對經商絲毫沒有興趣，專好讀書。兒時祖母給他用來買早點的錢，他都悄悄攢下來買書。

１９４１年，安志敏前往北平讀書，開始對考古感興趣。１９４４年，他考入中國大學史學系，獲得史學家齊思和、史前考古學家裴文中的賞識，還通過史學家翁獨健介紹，結識日本著名考古學家鳥居龍藏。他經常騎著一輛英國產的鳳頭自行車，在顛簸小路上騎行十幾公里去向先生求教。

大學畢業(yè)后，他進入燕京大學，成了裴文中的助手，第二年，便能代替老師講授史前考古學。同時，他也在北京大學史學研究部考古組開始研究生學習。中國第一位考古學專業(yè)出身的考古學家梁思永，便是他的導師。

１９５０年，他辭去燕京大學教職，在梁思永的推薦下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１０月，他跟隨英國留學歸來、具有國際水準的考古學家夏鼐，到河南省輝縣進行發(fā)掘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安志敏后來堅持田野考古的道路，以新石器時代考古為主，又能兼顧舊石器時代和歷史時期考古研究，同時，他的視野開闊、研究領域廣、鉆研又深，應當跟他所受的專業(yè)訓練和多位老師的言傳身教有很大關系。

▲青年安志敏。

主持發(fā)掘：提出“中原中心說”

工作后，安志敏迅速成長。２８歲時，他就開始主持在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的田野發(fā)掘工作。隨后的１３年，他主持發(fā)掘工作１０余次，幾乎每年都要進行發(fā)掘或調查，地點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也涉及長江流域和東北地區(qū)。

１９５６年，安志敏在河南省陜縣廟底溝和三里橋遺址進行發(fā)掘工作。發(fā)掘歷時兩年，揭露面積達６０００多平方米。發(fā)掘結束兩年后，報告《廟底溝與三里橋》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yè)認為，安志敏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所做的考古發(fā)掘中，以廟底溝和三里橋最為重要，影響也很大。他將廟底溝遺址的年代分成較早的第一期和較晚的第二期。第一期為仰韶文化，第二期是介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過渡文化。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安特生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梁思永等發(fā)現(xiàn)龍山文化。但學界一直在討論兩者的關系問題，孰早孰晚，沒有定論。通過安志敏發(fā)現(xiàn)和命名的廟底溝二期文化，人們從此弄清楚了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這樣的從早到晚的關系問題。這在考古學史上是一件大事。

陳星燦說，若將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前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作一個斷代式的總結，可以看到以下變化：第一個階段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安特生通過對比仰韶文化彩陶與西方彩陶，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西來的假說，即“中國文化西來說”。到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期發(fā)現(xiàn)龍山文化，學界認為仰韶文化向東發(fā)展，龍山文化向西發(fā)展，即所謂“東西二元對立說”。第三階段，安志敏提出的“廟底溝第二期文化”，說明了至少豫、晉、陜一帶的龍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發(fā)展而來的。再加上同時代黃河流域其他地區(qū)的發(fā)掘，更強化了中原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連續(xù)性，進而形成“中原中心說”，認為中國文明起源于中原。

“《廟底溝與三里橋》這份報告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它改變了原來的東西二元論，代表著中原中心論的開始。這一時期的其他發(fā)掘，如洛陽王灣遺址的發(fā)掘也說明了這一點。但在那個時代里，安志敏是‘旗手’。”陳星燦說。

韓建業(yè)還看到，這次的發(fā)掘水平高，對地層關系的辨析比較清楚。這也是“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頻頻被后世采用提及的原因。此外，他認為，這份報告的及時出版也至關重要，而且編寫水平也高，敘述客觀、準確、清楚，使之成為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探討仰韶文化年代分期、地方類型、社會性質的最重要資料。

實際上，安志敏所做的其他發(fā)掘和調查工作，都會在當時的隨后幾年內發(fā)表報告或簡報。

透過安志敏的日記，人們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奮及其背后的動因——熱愛。在洛陽發(fā)掘時，工作進程很快，安志敏接到夏鼐來信，受到表揚：“接夏所長來信，對同仁工作努力表示嘉獎?！背鰢疾鞎r，當?shù)匕才潘浣挚淳?，甚至品嘗農家葡萄酒，他覺得這樣的安排“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安志敏在河南裴李崗考古工地。

著書立說：喜歡讀書，喜歡行走

上大學時，安志敏就發(fā)表有關考古、歷史的研究文章以及相關書籍的書評作品，數(shù)量超過３０篇。到考古所工作后，“文革”前，他除了完成發(fā)掘報告、調查簡報，還撰寫了大量專題類的文章；“文革”結束后，考古工作逐漸恢復。

１９７９年，安志敏撰寫文章探討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關系，將仰韶文化的源頭追溯到更久遠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陳星燦說：“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無形中更強化了中原地區(qū)古代文化的土著性和連續(xù)發(fā)展性，因此，安志敏先生成為‘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發(fā)祥地’學說的主要建構者和堅定支持者?！?/p>

作為當時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代表人物，安志敏在１９７９年發(fā)表《略論三十年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他的這篇文章，是代表學界作出的總結，后來被譯成英文發(fā)表，是國外了解中國新石器考古學的一個窗口。

１９８２年，《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出版。此書收錄了安志敏過去３０多年發(fā)表的關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文章２０篇。著作封面上的書名，是夏鼐所題。

安志敏喜歡讀書，也喜歡行走。除了早期進行大量田野發(fā)掘外，他還做了大量考察工作，曾踏足至２８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qū)。

安志敏也是同輩學者中出訪次數(shù)最多的考古學家之一，曾到訪非洲、西亞、中亞、歐洲和北美的多個國家，出訪日本的次數(shù)最多，達數(shù)十次。國際化的視野給了他撰寫更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文章的底氣。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撰寫了多篇跨地區(qū)跨文化交流的文章，引起了外國學者的重視。他也探討中原地區(qū)青銅器和鐵器與西方的關系問題，不排斥中國文明自身發(fā)展中的外來因素。

▲安志敏在河南輝縣發(fā)掘。

學術爭鳴：他是純然的學者

隨著更多地區(qū)考古工作的開展，人們意識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區(qū)也存在獨具特色、來源互不相同的新石器文化。中國文化的多元起源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安志敏也撰文表達了相同觀點。

但“文化”與“文明”的概念不同，“中國文化起源”和“中國文明起源”又有所不同。１９８７年，安志敏對蘇秉琦提出的“文明的起源恰似滿天星斗一樣分布在我國９６０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說法提出質疑。他在《中國后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再次強調“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p>

韓建業(yè)說：“對于安志敏的這種堅持，我覺得應該辯證地看。早年由于材料的局限，他認為中原最重要，什么都最早。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他始終強調黃河中游、中原地區(qū)的中心地位，我覺得這是不應該輕易否定的。在新石器時代，從早到晚的很多關鍵時期，中原或黃河中游地區(qū)都有中心的地位。我是反對簡單地否定中原中心論的?！?/p>

對于這樣的學術討論，韓建業(yè)認為：“我的老師嚴文明先生告訴我，學術應以求真為第一宗旨。蘇秉琦和安志敏的觀點都有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和學習的地方?！?/p>

陳星燦認為，在文明起源的問題上，安志敏和蘇秉琦對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安志敏把中國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二里頭。“安志敏之所以堅持己見，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新的概念和說法出現(xiàn)之時，他保持著一種警惕態(tài)度。同時，在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模式下，蘇秉琦和張光直更強調多元，而安志敏更強調一體，嚴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論則處在中間，強調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安志敏的堅持起到了某種平衡作用?！?/p>

安志敏參與的學術討論并不局限于此。他直言不諱，敢于批評，常引得對方不滿，還因此得了一些不太好聽的綽號。陳星燦說：“我覺得那些話反倒說明了先生的優(yōu)點：他是純然的學者，不世故圓滑，他也不屑于此。他的世界里就是做學問?！?/p>

有人說，學術離開了批評，贊美就失去了意義。英國考古學家保羅·巴恩（Ｐａｕｌ?。拢幔瑁睿┚幹摹犊脊艑W歷史》（２０１３年）一書中，用兩頁的篇幅介紹了安志敏的生平。作者評價他為中國田野考古的領軍人物，將一生精力傾注于田野考古和調查，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領域的重要代表。

韓建業(yè)說：“安志敏先生的很多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不斷激發(fā)我們深入思考。”

陳星燦說：“作為２０世紀后半期中國考古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安志敏先生的考古學生涯及學術成就，是２０世紀中國本土考古學成長、發(fā)展和壯大的縮影，值得我們珍視?！?/p>

（感謝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良仁對本文的大力支持。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