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以載道：將攝影創(chuàng)作融入革命事業(yè)——淺析鄭景康攝影實踐及啟示
摘?要：鄭景康是我國著名的攝影藝術家和攝影教育家，也是我黨新聞攝影事業(yè)的開拓者之一。他擅長人物肖像攝影，對于如何捕捉動態(tài)瞬間、發(fā)揮軍事攝影輿論宣傳的傳播效能也有獨到見解。重溫鄭景康的攝影實踐，對新時代軍事新聞攝影工作仍有重要啟示作用。
關鍵詞：鄭景康；攝影實踐；啟示
鄭景康原名鄭潤鑫，其父親鄭觀應是我國著名的愛國學者和詩人，其進步主張和愛國思想對學生時代的鄭景康有深遠影響。1940年12月，經(jīng)周恩來、葉劍英介紹，鄭景康由重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和聯(lián)政宣傳部開展攝影工作，1942年5月作為攝影界代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fā)言并舉辦影展，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鄭景康極擅長肖像攝影，他鏡頭下的人物形神兼?zhèn)?，具有極高藝術價值。同時，他致力于攝影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就培訓了攝影人才百余人，他撰寫的《攝影初步》等專著，成為我黨我軍攝影工作的重要理論指導?；仡權嵕翱档臄z影實踐，對新時代軍事新聞攝影工作有重要啟示作用。
一、提前“預判”，及時準確定格具有新聞價值的重大時刻
對于新聞攝影記者優(yōu)秀與否的標準，鄭景康曾經(jīng)特別提到要對新聞的發(fā)生具備“預判”的能力，“一個優(yōu)秀的新聞攝影師能把事物的發(fā)展加以估計，預測‘新聞’的發(fā)生……能分析事情的是非輕重，來記錄事物，來適應目前和未來的需要?！?/p>
1948年，遼沈戰(zhàn)役打響后，我軍勢如破竹，在攻克錦州、切斷北寧線后，時任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的鄭洞國率部向人民解放軍投誠，并計劃于10月19日到達哈爾濱車站。蔣介石為穩(wěn)定軍心，以鄭洞國“殺身成仁”為由，在南京舉辦規(guī)模宏大的喪禮，并通過《中央日報》發(fā)布消息，企圖掩蓋事實，為國民黨爭取更多掙扎的時間。在此背景下，鄭景康奉命赴哈爾濱拍攝鄭洞國抵達車站的場面。
鄭景康采取小光圈、大景深的拍攝手法，清晰記錄下鄭洞國投誠的場景。畫面中，鄭洞國在我軍將領的陪同下緩行于車站，我軍將領表情輕松，并未對鄭洞國有押解之舉，作為投誠將領的鄭洞國軍容嚴整，也沒有敗軍之將的狼狽之態(tài)。值得注意的是，鄭景康是在鄭洞國剛剛走到寫有“哈爾濱”三個字的車站站牌下的瞬間按下的快門，這樣在清晰還原鄭洞國與我軍將領同行細節(jié)的同時，也著重突出了“哈爾濱”三個字。鄭景康在照片中將“鄭洞國”和“哈爾濱”一動一靜兩個視覺符號巧妙地安排在了一起，明確表達了“鄭洞國沒有殺身成仁，并且此刻就在哈爾濱”的事實，也就賦予了這張照片特殊的新聞價值和歷史意義，若只是單獨拍攝其中一者，或者用組照的方式，均不能達到理想效果。
1948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消息《鄭洞國率部投降 長春完全解放》，后《東北日報》發(fā)表鄭景康拍攝的鄭洞國到達哈爾濱車站照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徹底戳穿了蔣介石的謊言，使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顏面盡失，在極大動搖和瓦解敵軍軍心的同時，也再次堅定了我黨我軍解放全中國的決心和信心。
全媒體時代，戰(zhàn)爭并未停歇，各國間輿論交鋒不斷，每天產(chǎn)生的照片數(shù)以億計，攝影記者只有對新聞有更加靈敏的“嗅覺”，才能讓報道有的放矢。鄭景康對于優(yōu)秀新聞記者“預判”能力的要求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導意義。具體來說就是三個合理“預判”：拍攝前，對什么地方有什么新聞、什么場景會出現(xiàn)什么人物有一個合理的預判；在看到拍攝主體時，對主體和陪體所處環(huán)境的交集位置有一個合理的預判；在拍攝后，對照片內(nèi)容會產(chǎn)生怎樣的效果有一個合理的預判。唯有如此，才能快速適應當下和未來的需要，更加準確地定格那些可以瓦解敵方軍心、塑造中立方認知、砥礪我方士氣的畫面。
二、“抓住動態(tài)”，精準捕捉激發(fā)觀者認知共鳴的生動細節(jié)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鄭景康作為攝影界代表參加了座談會，并在會議期間舉辦了名為《抗日初期之一角》的個人巡回影展。照片在延安作家俱樂部展出時，毛澤東同志曾于夜晚提燈前去觀看，并評價鄭景康的作品能夠“抓住動態(tài)”，這一評價高度概括了鄭景康攝影作品的最突出特點。所謂“動態(tài)”，即事物運動發(fā)展過程中的最佳狀態(tài)，而鄭景康在1942年所著的《攝影初步》一書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如何捕捉“動態(tài)”作了詮釋—一定要在“實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經(jīng)常運動），而不能主觀自以為“是”，不能把人物的個性、特征、神態(tài)、習慣按攝影者的主觀認為而加以矯揉造作，并把它改造。
《毛澤東的標準像》是1944年鄭景康在延安為毛澤東同志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對于拍攝毛澤東同志這樣一位中國最重要政治人物的任務，鄭景康是帶著一種莊嚴的使命感進行創(chuàng)作的。畫面中，毛澤東同志頭戴八角帽，身穿厚實的粗呢制服，雖然是“標準像”，但毛澤東同志并未正襟危坐，制服的第一顆扣子也沒有扣上，卻愈發(fā)顯得氣定神閑。毛澤東同志身子微向左傾，嘴巴微張，仿佛正要和人說話，眼神深邃眺向遠方，陽光從他的側臉灑下，在臉上交織形成明暗分明、以明為主的光影效果，讓人物形象更具立體感，而鄭景康捕捉到的主席意味深長的微笑神情，則使畫面內(nèi)容有了一種情節(jié)的張力，讓人產(chǎn)生一種對黎明即將到來的希望和憧憬。《毛澤東的標準像》拍攝于抗戰(zhàn)即將勝利的前夕，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這幀人民領袖微笑著迎接朝陽的影像對于解放區(qū)的廣大軍民而言，無疑象征著一種“黑暗即將過去，光明終會到來”的決心和力量，也預示著舊的社會即將消亡，新的時代必將到來的必勝信念。
關于一張照片可以發(fā)揮怎樣的效能，鄭景康有著深刻的認識：“一粒子彈只能傷害一個人的肉體，一張適當?shù)恼掌麄髡掌?，可以改變無數(shù)人的靈魂?！边@張我黨我軍革命領袖和最高統(tǒng)帥的新聞人物肖像照片，在抗日戰(zhàn)爭后期和整個解放戰(zhàn)爭時期被大量印發(fā)并傳播，毛澤東同志的視覺形象也因此被廣大人民群眾所熟悉、珍藏和瞻仰，在中國人民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浪潮中，極大鼓舞、激勵和動員了億萬人民群眾和子弟兵的革命積極性，發(fā)揮了無與倫比的政治輿論宣傳效能，這張照片后來也在開國大典時懸掛到了天安門城樓上。
鄭景康為毛澤東同志拍攝過多張標準像，此外，他為周恩來、朱德、齊白石、華羅庚等國家領導人、藝術家、科學家，以及眾多英雄人物拍攝的肖像，也極具神韻，都是“抓住動態(tài)”的佳作。鄭景康的過人之處恰恰就在于直接把“動態(tài)”作為拍攝對象—“攝影的對象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的過程和動態(tài)”，反映了事物從一個狀態(tài)過渡到另一個狀態(tài)的過程，這也是一張“靜態(tài)”標準像卻有“動態(tài)”生命力的原因。當下，新聞照片已成為認知域下輿論戰(zhàn)的基本“彈藥”，僅僅作為可以還原真相、呈現(xiàn)客觀的靜態(tài)證據(jù)是遠遠不夠的。“動態(tài)”是一個過程，關鍵不在于看見了什么，而在于怎樣去看。因此，軍事新聞記者在拍攝時不能停留在簡單地對結果的靜態(tài)記錄，還需要時刻保持敏銳地對過程的動態(tài)觀察，這樣才能把作為“彈藥”的照片“升級”為能夠影響認知、傳遞情感，具有特殊引導性和感染力的認知武器。
三、媒介“下沉”，充分發(fā)揮主題影展輿論宣傳的傳播效能
鄭景康把攝影的功能歸納為“宣傳”“教育”和“歷史的記錄”，并就此得出“攝影運動是目前的急需”的結論。而如何發(fā)揮攝影運動的效能，單純依靠個人的創(chuàng)作顯然不夠，鄭景康的攝影實踐也沒有局限于自身的創(chuàng)作，舉辦戰(zhàn)地攝影展是他又一項重要的“攝影運動”。
1942年12月，鄭景康在延安北門的“街頭藝術臺”舉辦過兩期戰(zhàn)地新聞攝影展。當時，延安勞模表彰運動正如火如荼開展，勞動英雄趙占魁是代表之一。在主題為“向趙占魁學習”的影展舉辦之前，《解放日報》就發(fā)表了《向模范工人趙占魁學習》的社論，陜甘寧邊區(qū)總工會也發(fā)出了《關于開展趙占魁運動的通知》，對其事跡進行了詳細介紹，群眾普遍對趙占魁心懷崇敬，“趙占魁”這個名字也被口口相傳，但其個人形象究竟如何，群眾卻知道不多。鄭景康在影展中首次以攝影新聞的方式展出了趙占魁的生活、勞動照片，讓其形象在群眾中變得具體且鮮活，《攝影初步》曾對當時影展上群眾的反映作了描述：“廣大群眾對這照片感到無限的親切，并用手去撫摸。”
據(jù)統(tǒng)計，從1939年到1946年，鄭景康在延安主辦或參與了12次戰(zhàn)地影展，展覽內(nèi)容與領袖肖像、我軍前線抗戰(zhàn)情況、根據(jù)地政治、經(jīng)濟、文化建設等內(nèi)容密切相關，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教育和政治動員效果。鄭景康曾提出，要“把藝術由少數(shù)階級的御用享受而轉到廣大群眾的精神讀物”，他主辦或參與的這些影展，主要集中在街頭、田間、戰(zhàn)壕等一線，有時甚至用幾個布條，把照片直接貼上去，以最簡單的媒介呈現(xiàn)方式實現(xiàn)基層群眾與文化藝術的關聯(lián)與融合，影展也使攝影人與軍民互相溝通交流，甚至成為朋友。
同時，鄭景康還指導制作了一批攝影小卡片、小影集，制作“攝影墻報”，用照片做紀念章、戰(zhàn)斗畫片等送給當?shù)剀娒?，讓影展成果繼續(xù)“流動”，形成持續(xù)性的宣傳鼓動。此外，在延安攝影小組擔任老師期間，鄭景康也為畢業(yè)學員舉辦了多次攝影作品的小型觀摩展覽會，總結和展示階段性學習成果，促進學員相互交流，增長經(jīng)驗。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這些影展起到的宣傳效果是直接且強烈的。首先，影展把“傳播”這個行為限定到可以容納足夠人數(shù)的開放空間，大大提高了傳播效率；其次，影展通過對眾多照片進行題材的歸類和編排，在主題的表達上達到了“1+1>2”的效果，進一步強化了觀看者的情感認同?；最后，攝影是“拍攝”和“解讀”這兩個行為的結合，背后反映著“拍攝者”和“觀看者”兩個角色的相互關系，戰(zhàn)地影展作為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一種極具儀式性的觀看活動，為以上兩種關系的互動提供了交流的場域，進一步激發(fā)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共鳴，最終實現(xiàn)了凝聚共識的宣傳目的。
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lián)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全媒體時代，影展不再局限于線下，形式變得愈發(fā)多元，但引發(fā)情感共鳴的傳播目的卻并未改變。新時代軍事新聞攝影工作者不但要具備過硬的拍攝本領，也應關注和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讓攝影落地，要利用“線下”“云端”等多種機會和場合，采取“傳統(tǒng)”“智能”等多種手段和技術，主動營造濃厚的軍事文化傳播氛圍，將這些宣傳形式“嵌入”官兵文化生活，有效發(fā)揮軍事攝影輿論宣傳的傳播效能。
四、結?語
縱觀鄭景康的新聞實踐，其攝影特點主要體現(xiàn)為拍攝前對新聞畫面的精準預判、拍攝時對動態(tài)瞬間的及時捕捉，以及拍攝后對影像成果的有效轉化。鄭景康以畢生精力從事攝影實踐、理論研究和教學培訓工作，對解放區(qū)及中國攝影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重大貢獻，以上特點僅是其攝影實踐之一隅。
在鄭景康的攝影生涯中，他一直嚴格遵循著唯物主義和攝影紀實性的特點，孜孜不倦地探索著一條符合中國攝影實際的發(fā)展道路。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時，就如何開展攝影工作，他提出“舉辦攝影訓練班培訓人才”“建立通訊網(wǎng)”“成立圖片資料室”三條建議。這些都為我黨我軍攝影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和實踐遵循。
攝影易學難精，難在按動快門前，要“對生活下一番分析、研究、觀察、體驗的功夫”，鄭景康等老一輩攝影家們早已為我們提供了拍攝經(jīng)驗和理論支撐。作為新時代軍事新聞記者，只有循著這個方向，對生活所提供的題材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概括集中，才能抓住事物最本質(zhì)、最具代表性的特點，創(chuàng)作出有鮮明戰(zhàn)斗性和強烈時代感的作品。
【參考文獻】
[1]蔣齊生，舒宗僑，顧棣編著：《中國攝影史（1937-1949）》[M].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年版.[2]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編：《穿越歷史的回聲：中國戰(zhàn)地攝影師》[M].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責任編輯：姜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