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的宣傳隊伍培養(yǎng)之道
摘 要：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同志“以筆為槍”親自組織開展新聞宣傳，精心培養(yǎng)出一支素質優(yōu)良的宣傳工作隊伍。毛澤東同志對新聞工作者能力素質的標準要求，關于培養(yǎng)宣傳骨干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經(jīng)驗，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隊伍建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前我國的新聞宣傳思想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指導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同志；宣傳隊伍；新聞工作者；宣傳思想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戰(zhàn)略家和理論家。他在革命生涯中與新聞宣傳工作結緣，是舉世公認的“新華社首席記者”和“級別最高的記者” 。除了親力親為撰寫稿件、創(chuàng)辦報紙，創(chuàng)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宣傳作品外，毛澤東同志還親自擔任中央黨報工作委員會主任、期刊的主編或編委，非常重視新聞宣傳隊伍建設，耳提面命傳授宣傳之道，培養(yǎng)出胡喬木、陸定一、穆青、吳冷西等一大批新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人物。毛澤東同志對新聞工作者能力素質的標準要求，關于培養(yǎng)宣傳骨干的思想理論和實踐經(jīng)驗，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隊伍建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知人善任，挑選黨性堅定的精兵強將
從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初，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輝和革命先驅的感召，就吸引著越來越多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優(yōu)秀人才，追隨革命的腳步，匯聚到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中。對于革命力量的挑選和使用，毛澤東同志始終用“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凝聚來自五湖四海的進步力量。他堅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強調對黨內外的人才一視同仁，不拘一格地培養(yǎng)任用。還引導其他同志信任黨外的仁人志士，他強調，“把他們的積極性組織到抗日和建國的偉大事業(yè)中去，這是每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責任”。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發(fā)現(xiàn)曾在“武昌茶館里跑堂”的蕭楚女靠自學成才，“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便安排蕭楚女在他主編的《政治周報》擔任主編助理。此后，還將他培養(yǎng)成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
抗戰(zhàn)相持階段，中共中央急需一份大型日報，以加強對各地的宣傳發(fā)動和工作指導。1941年春，中央政治局決定將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與新華社《今日新聞》合并為《解放日報》。初創(chuàng)階段，《解放日報》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影響，偏重國際新聞宣傳，主動宣傳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識不強，毛澤東同志批評其“是一張不完全的黨報”“缺乏黨報應有的政治敏感”。后因總編輯楊松積勞成疾，黨中央指派原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zhàn)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擔任該職。
毛澤東同志看重陸定一，一是陸定一當時已是黨內公認的宣傳家，辦報經(jīng)驗豐富；二是他曾作為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成員，對王明等人的行為非常了解，深受王明路線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之害，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深惡痛絕 。
從此，解放日報社成為貫徹毛澤東宣傳思想、培養(yǎng)新聞骨干的堅定陣地。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解放日報》率先改版，持續(xù)跟進，吹響了改造黨報的號角,這和毛澤東同志選配得力的領導班子和采編隊伍是分不開的。
1942年，毛澤東同志給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寫信，商討豐富《解放日報》作者隊伍的事宜。何凱豐曾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積極支持者，在遵義會議上，頑固支持博古，站在了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大多數(shù)同志的對立面上。會后，他“經(jīng)過中央的批評，很短的時期內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信中，毛澤東同志親切地稱呼他為“凱豐同志”，針對其以往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安慰道：“不愉快的事，過一會也就好了?！焙髞?，何凱豐寫信給毛澤東同志，匯報創(chuàng)辦《東北日報》的工作情況，毛澤東同志欣然應邀為報紙題寫報頭。體現(xiàn)了毛澤東同志不計個人得失，為培養(yǎng)宣傳隊伍廣納賢才的寬闊胸襟 。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日報社成員主要由《晉察冀日報》和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并組成，兩支隊伍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法存在差異，且都對進入城市后新的工作和生活不甚適應。毛澤東同志認可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對問題的分析，“嚴重地脫離實際”“游擊習氣積重難返”“干部量多質低”“對技術改進不積極”，任命范長江為人民日報社社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就通過后來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莫艾，詢問范長江的情況。后來，范長江跟隨毛澤東同志轉戰(zhàn)陜北，他的能力和修養(yǎng)給毛澤東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范長江上任后不負眾望，著手建立、完善編委會會議制度，制訂了一整套嚴謹?shù)墓ぷ髦贫扰c方法，促進了新聞工作者群體之間的團結 。
二、躬身實踐，大興實事求是的調查之風
毛澤東同志的新聞啟蒙發(fā)端于北京大學，短短三個月的學習經(jīng)歷對他的文風和培養(yǎng)辦報隊伍的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1918年，毛澤東同志來到北京大學，在擔任圖書館助理員的同時，堅持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聽課學習?！耙淮鷪笕恕鄙埏h萍為會員講授新聞理論和業(yè)務經(jīng)驗，強調“新聞之學，期于應用，尤貴在多所經(jīng)驗”，特別是他提倡組織報館人員外出參觀和到報館見習，重視做好勞工運動調研的做法，都給毛澤東同志日后的調查研究思想、調查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來，他把深入開展調查研究作為宣傳工作的重要方法大力倡導。
20世紀30年代初，主義教條化、經(jīng)驗神圣化的錯誤思潮從共產(chǎn)國際蔓延到了中國，在年輕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產(chǎn)生了嚴重影響。為糾正紅軍路線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同志寫出了《調查工作》一文，后經(jīng)修訂，取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文章開篇就點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他鼓勵大家邁開兩腳，去工作的范圍多走走，多了解情況，而不是一頓瞎說。他在《反對黨八股》中還指出，“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新中國成立后，為使全黨同志深刻認識黨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毛澤東同志再次號召全黨同志深入工作實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58年，毛澤東同志多次與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強調新聞工作者應到全國各地去，發(fā)現(xiàn)、總結并推廣基層工作的鮮活經(jīng)驗,不能做“說得多、做得少”的“秀才”。他指出，“報社的人應該經(jīng)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下去又做工作，又當記者。不要長住北京，要活動一些。要經(jīng)常到外邊跑一跑” 。他對記者下基層采訪思考周密、計劃詳細、要求嚴格。比如，要求吳冷西帶助手到河南修武進行調查研究，“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chǎn)隊長就只找生產(chǎn)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足見毛澤東同志對宣傳骨干培養(yǎng)的良苦用心。
同時，他還強調了新聞工作者應具備研究性開展工作的能力素質，“頭腦要冷靜，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他以唐朝一位太守了解原告、被告周圍環(huán)境后審案為例，強調“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三、活學活用，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
從讀書立志到投身革命，毛澤東同志一生都念念不忘學習理論，他躬身示范熟讀馬列經(jīng)典著作，矢志不渝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毛澤東同志十分關注宣傳隊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問題。他多次提出，“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我們“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同志的大力推動下，我黨陸續(xù)創(chuàng)建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中央馬列學院等干部學院，讓很多進步青年有了科學系統(tǒng)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機會。毛澤東同志運用啟發(fā)式教學法，給“抗大”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提高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能力。他回憶道，“把講稿發(fā)給學員，我只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問題，教員解答”。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他累計為抗大學員作了100多個小時的報告。
甘惜分1938年奔赴延安后，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經(jīng)常聆聽毛澤東、劉少奇等同志的講話或報告，后來以政治理論教員的身份接觸新聞工作，成為我國著名的新聞教育家。多年后，當他回憶起在延安工作、學習的那段歲月時說，“我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了解是從延安開始。過去的報刊有真有假，編譯都是二手貨。但到了延安，我們認真讀原著”。
1957年3月，毛澤東同志同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談話，他鼓勵代表們，好好地學就能解決馬克思主義修養(yǎng)普遍不足的問題，就能清理掉舊思想舊觀念。同時，他認為必須理論聯(lián)系實踐、久久為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系。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同志認為，宣傳隊伍和新聞工作者只有學會運用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才算具備了馬列主義理論素養(yǎng)。他指出，“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新聞的快慢問題也是這樣”。要克服片面性，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毛澤東同志告誡宣傳工作者，要“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如果掌握了辯證法，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的文章就會減少。
他批評有些文章雖神氣十足但缺乏鮮活內容，是因為作者未擁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體系，未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武器，他引導新聞工作者等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榜樣，“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四、開門辦報，倡導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
“共產(chǎn)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這一代表著我黨群眾觀和群眾路線的著名論斷，來自于毛澤東同志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對新聞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毛澤東新聞輿論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宣傳隊伍培養(yǎng)實踐，也突出體現(xiàn)了鮮明的群眾性。
1929年，毛澤東同志起草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在“紅軍宣傳工作問題”章節(jié)中，分析了“宣傳隊不健全”等問題，認為“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是改進宣傳工作和培養(yǎng)宣傳員的重要標準，指出以地方進步分子、士兵優(yōu)秀分子等充實宣傳員隊伍，加強同讀者的聯(lián)系。毛澤東同志還對城市貧民、婦女、勞苦青年、游民群眾等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態(tài)和革命面貌，進行了“畫龍點睛”式地描述，要求宣傳干部要深入他們，了解他們。這是在培養(yǎng)宣傳員“深入群眾”“開門辦報”的思想雛形。
聯(lián)系群眾，還體現(xiàn)在要融入群眾的話語、情感和生活。他要求宣傳工作者“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采寫“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lián)著的”新聞，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wèi)團”等，還規(guī)定“字數(shù)每條不超四十字，每期不超四百字”，要用“極大黑墨字”，這樣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讓群眾“既看了報又識了字”。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作演講，逐一批駁黨八股的罪狀，告誡宣傳干部，“共產(chǎn)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這次演講即后來著名的《反對黨八股》，是整頓文風的重要綱領性文獻。
為給創(chuàng)辦不久的《解放日報》輸送新生力量，組織上派29歲的青年作家舒群擔任《解放日報》副刊主編，但他覺得難以勝任。毛澤東同志用關于知識學習的辯證法和豐富的經(jīng)驗，一邊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邊起草《〈解放日報〉第四版征稿辦法》幫助他組稿，直接點名要求陳荒煤等16位同志向副刊提供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方面的稿件，并明確了組稿內容、字數(shù) 。為鼓勵這些同志投稿的積極性，毛澤東同志還特地在棗園宴請了他們，并當場宣讀了《征稿辦法》，“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我想諸位專家、學者必然樂于為第四版負責……當仁不讓、有求必應、全力以赴……”毛澤東同志語言幽默、妙趣橫生，令與會者非常感動，之后他又熱情地向大家敬酒。毛澤東同志的親切關懷，大大提升了《解放日報》副刊的稿源質量，也促使全黨共同支持辦好《解放日報》。
學習研究毛澤東同志宣傳工作走群眾路線的思想觀點，不能忽略他1947 年《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為了糾正《晉綏日報》“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見了晉綏日報社的同志，并發(fā)表了重要談話。他特別強調了黨報工作者的學習與修養(yǎng)問題，“報紙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才能辦好，而不能只靠少數(shù)人關起門來辦”“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等等。這篇談話是毛澤東新聞思想中的一個標志性成果，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報思想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此后，《晉綏日報》的組織形態(tài)和編輯隊伍有了很大變化。在興縣開創(chuàng)了報紙上的黑板報，由群眾選舉成立了12人的編輯委員會，還吸收了夜校學生、識字班婦女、工農商界人士等120多人為通訊員。通過建立學習制度，舉辦新聞研究班，組織業(yè)務自學，以及參加社會實踐，拓展向群眾學習的深度和廣度 。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同志始終倡導宣傳工作走群眾路線，宣傳工作者要“甘當小學生”，主張黨員和群眾參與進行開門辦報，反對由少數(shù)專家關起門來辦報。這是他為黨報工作確定的一項根本原則，是他“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以勞動實踐和群眾教育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的一條重要途徑。
1957 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要求新聞工作者等知識分子“逐步地樹立共產(chǎn)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
1957 年3月10日，毛澤東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同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的談話中指出，“群眾來信可以登一些出來，試試看”“報紙是要有領導的”“正確的領導按客觀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客觀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1957 年6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編得好，有工人、農民、學生、左翼黨外人士的批判反動言論的大量報道，極為豐富，要求人民日報社編輯人員借鑒學習，創(chuàng)新編輯思路。
曾任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的成一認為，毛澤東同志是新中國新聞事業(yè)奠基人，他親自參與大量新聞實踐，撰寫新聞報道，創(chuàng)辦和編輯刊物，修改過大批稿件，指揮過許多戰(zhàn)役性宣傳，還對新聞工作作出諸多論述，形成了內容完整、系統(tǒng)、成體系的新聞思想 ，其中就包括宣傳人才培養(yǎng)的思想和經(jīng)驗。
以黨性標準挑選宣傳“旗手”，以斗爭實踐鍛造“宣傳隊”，以學習教育塑造“又紅又專”的宣傳員，以群眾滿意為標準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的新聞行家……毛澤東同志這些關于宣傳隊伍建設的思想火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chǎn)物，是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事業(yè)的理論源頭和思想精華，推動著我們黨的新聞宣傳事業(yè)從無到有、從弱到強，見證著中國革命和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邁入新時代，履行新使命，這些理論精華對于搞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途上的新聞宣傳工作，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時代價值和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空軍軍醫(yī)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