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權問題上患不得幼稚病

■辛士紅

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怎樣認識兵權、能否抓住兵權，從來就是衡量一個政黨成熟程度和領導能力的重要標志。

在《星火燎原》叢書中，不少革命前輩談到紅軍改編時，認為最難做的思想工作不是軍長任旅長、師長任團長之類的降職使用，而是大家不愿穿國民黨的軍服、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朱德、劉伯承、賀龍等將領只能看著官兵們的淚眼下達換裝命令。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保持我們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反復告誡全黨，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國共合作中不重視掌握武裝斗爭和軍隊領導權的教訓，共產(chǎn)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

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一個關注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斗，一個擅長文斗。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yōu)勢互補的搭檔。而當合作破裂時，共產(chǎn)黨就吃了大虧。正如毛澤東所講，大革命失敗，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

正是有了慘痛的教訓，紅軍改編時，國民黨要求向八路軍派副職、參謀長和政訓人員，我們黨的回應是：“不許入營門一步!”

正是有了斗爭的經(jīng)驗，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以“政令軍令統(tǒng)一”為借口，要我們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qū)，我們黨的回應是：“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有專家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創(chuàng)造。這一論斷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某些西方人士“不怕中國軍隊現(xiàn)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的擔憂令人深思。何謂“毛澤東化”？一心為民、官兵平等、三大民主等都是其重要內容，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無疑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內容。

美軍有本《軍人的政治教育》教材，在評價中國人民解放軍時這樣寫道：“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在戰(zhàn)爭中從未發(fā)現(xiàn)一支健全的共產(chǎn)黨軍隊陷入解體。不管這支軍隊如何遭到慘敗，損失如何嚴重，或者近期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前景，他們總能從暫時的失敗中恢復過來。”

國家大柄，莫重于兵。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掌握國家政權，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在當代中國，唯有我們黨才有資格領導軍隊，而且也只有在黨的絕對領導下，我軍才能真正成為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捍衛(wèi)者。

兵權問題上患不得幼稚病，在今天更加具有現(xiàn)實意義。敵對勢力極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根本目的是要把我軍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蘇共放棄了兵權，結果丟掉了政權，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隨之分崩離析。昭昭前事，惕惕后人。無論戰(zhàn)爭形態(tài)怎么演變、軍隊組織形態(tài)怎么調整、軍隊建設內外環(huán)境怎么變化，我們都應該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站穩(wěn)腳跟，擦亮眼睛，決不能跟著敵對勢力的魔笛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