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天辟地第一回的重大課題

這支僅有幾千人的武裝，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正行進在湘贛邊界的羅霄山下。1929年1月，紅四軍前委決定，紅五軍主力留守井岡山堅持斗爭，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給朱毛紅軍來信，提出將紅軍武裝力量分散編入各鄉(xiāng)村去，朱、毛離開部隊到中央工作。這就是史稱的中央“二月來信”。4月，紅軍收到中央輾轉送到的來信，紅四軍召開前敵委員會議進行討論。毛澤東根據會議意見給中央復信，不贊成將紅軍分散到鄉(xiāng)村和朱、毛離開紅軍。在崎嶇的山路上，毛澤東和朱德都在思考，黨已經拉起了一支武裝，如何保持和發(fā)展這支武裝呢？

紅軍出擊贛南，紅四軍前委隨軍行動。一路上部隊行軍打仗軍情緊急，為減少領導層次，決定紅四軍軍委停止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5月，中央派遣剛從蘇聯學習回國的劉安恭來到紅軍駐地寧都。毛澤東和朱德對劉安恭的到來非常重視，于是紅四軍前委決定恢復軍委，由劉安恭任軍委書記。由于劉安恭對紅軍的歷史和現實都缺乏深入了解，擔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后，在一些問題上同紅四軍前委領導發(fā)生了矛盾。一個更深的問題開始縈繞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腦海中：黨拉起了這支隊伍，但黨怎樣實施對這支隊伍的領導呢？

與此同時，在這一年多的斗爭中，毛澤東和朱德都看到和感受到，部隊中存在著濃厚的軍閥殘余思想、流寇主義和享樂意識。毛澤東的眉頭緊皺著，他想起去年7月，前往湘南的第二十九團，因戰(zhàn)爭失利幾乎全部散失。這樣一支部隊，面臨著的是兩種前途和命運啊，或者成為一支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或者成為一支軍閥部隊和封建割據的隊伍。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課題！

艱難的探索與痛苦的碰撞

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怎樣建設這支軍隊？對這些重大問題的不同看法，正在不斷通過一些具體問題表現出來。

首先遇到的，是黨對紅軍的領導體制問題。當時紅四軍設有前敵委員會，這是黨領導軍隊和地方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同時還設有紅四軍軍委。年初出擊贛南時，停止了軍委辦公，后劉安恭的到來，恢復了紅四軍軍委，并由劉擔任書記。前委與軍委的職責劃分，是一個沒有先例且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摸索的問題。而劉安恭任軍委書記后，由于不了解紅軍發(fā)展歷史和斗爭情況，在他主持的一次軍委會上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他事。作為下級限制上級的職權，顯然是錯誤的。加上當時處境困難，屢遭挫折，紅軍中包括高級干部中對一些具體政策制度和做法產生了議論、爭論。

由此引發(fā)出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方式問題。前委與軍委的職權劃分，直接涉及黨的機關工作范疇問題。比如有人認為，“黨管得太多了”“黨不應管理一切”“黨所過問的范圍是要受限制的”，有的主張“司令部對外”“政治部只能對內，對軍隊只能指導不能領導”等等。這些問題的實質，是黨應該如何實施對軍隊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如何處理黨與軍隊的關系？這些都沒有先例可循，必須由紅軍自己來確立。紅軍的大部分人員是從舊式軍隊中脫胎出來的，舊的思想和習慣難免帶到了紅軍中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有的還不習慣、甚至產生懷疑。舊習慣的改變和新制度的形成需要一個分外艱苦和漫長的過程，當時的黨和紅軍正在經歷著這個過程。

由此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政治干部與軍事干部的關系問題。過去在國民革命軍中，也實行黨代表制，但這與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中的作用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很多情況下，紅軍中的黨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員的作用地位要高出同級軍官，這使得一些軍官不習慣、不服氣。

還有關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問題，主觀主義問題，小團體主義問題，流寇思想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在1929年夏天的紅軍中進行了激烈的碰撞。

發(fā)生在年輕的紅軍和紅軍領袖們中的碰撞，是如此地富有使命感和創(chuàng)造力，是如此地純潔而光明、坦誠而干凈、高尚而深刻，在碰撞中擦出的火花是如此地絢麗壯美、輝煌燦爛！

信仰在碰撞中升華。